毛主席总是棋高一招，不服不行。
上世纪60年代初，香港严重缺水，老百姓几天都喝不上水，更别提洗衣服冲马桶了。香港当局向北京求援。
当时中央很多领导干部都反对向香港供水，但是毛主席“力排众议，坚决供水”。当时正值全国困难时期，拿出修水库的钱确实很不容易。
一九六三年的香港，水先在厨房里短了。报纸会写旱情，官署会贴公告，普通人只看见铁桶碰着楼梯，搪瓷盆摆在门口，家里人盯着钟点等水。六月一日起，四天供一次水，一次四小时。
有人把桶提前排在街边，有人怕轮到自己时水喉已经没声。
饭要煮，孩子要洗，厕所要冲，工厂也还要开工。
缺水把一个城市的体面扒得很薄，楼高了，霓虹亮了，一只空桶就能把日子拽回地面。那时不少家庭把洗菜水留下，再拿去擦地，孩子喝水也被大人看着量。
香港为水发愁，账很早。早些年，深圳水库已经向香港供水，每年两千多万立方米。
平常年份还能补一口气，大旱压下来，就不够看了。香港靠水塘，靠天雨，靠边境那边一点接济。人口往上长，制造业也在赶，纺织厂、食品厂、码头、医院，哪一处都离不开稳定淡水。
缺水让人少喝几口，也会让街面起火气，让工厂停手，让病房和学校跟着发慌。
港英当局能发限水令，却变不出一条新水源，水塘的水位一低，整座城市都得跟着低头。
北京面对这件事时，内地账本也不好看。
三年困难刚过去，钱粮都紧，钢材、机电设备也难随手拿出。三千八百万元专款，在那个年头压手得很。国内有农田要浇，有城镇要修，有工厂等设备。把这样一笔钱投向供港工程，放在任何一张财政表上，都不轻松。
毛主席看的重点不在一时水荒，而在香港社会会不会被一口水逼到墙角。水若长期卡住，民生会先乱，工业会跟着乱，边境上的空气也会变紧。
临时补救已经做过。
珠江口可以取淡水，深圳水库可以增供，广州也提出过每天供应自来水。船来了，桶满了，水荒能缓一缓。可缓一缓过不了长日子。天不下雨，船运再勤也有尽头。
一个三百多万人口的城市，不该年年把水寄托在临时调度上。毛主席定的路子，是把供水从救急挪进国家工程里，让它有预算，有协议，有施工线，也有长期责任。
这样一来，水就不再只靠好天气和几艘运水船。
这里面还有一层难处。香港在英国管治下，求水的是港英当局，等水的却是普通香港人。若只把它当作外部谈判，可以拖，可以压价，也可以把责任推给对方。可水不会等谈判慢慢磨。居民楼里水喉干着，工厂里机器停着，怨气不按边界走。毛主席处理香港问题，一直留着余地，能稳就稳，能不断就不断。供水这步棋，柔软处在水，硬处在主动权。水线可以接过去，事情由谁主办，钱从哪里出，施工由谁管，每一项都得清楚。
一九六三年六月十日，周总理审阅广东省委关于供水谈判的报告。
六月十五日，中央批复下来。年底，周总理途经广州，听广东水利电力厅厅长刘兆伦汇报工程方案。石马河分级提水被选中，工期较快，费用较少，还能照顾沿线农田灌溉。方案摊开来，全是硬骨头，泵站、闸坝、河道、设备、施工组织。
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二日，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代表和香港当局代表在广州签订供水协议。
协议约定，从一九六五年三月起，每年向香港输送六千八百二十万立方米东江水。它写的是水量、日期、付款和责任。工程由国家主办，列入国家计划，广东负责兴办。港英方面要水，内地接住的是一整套责任。谈判桌上的字落到地上，就要变成水渠和泵房。
资金从国家专款里拨，设备缺口向全国调，这笔账一旦写进计划，就催着各个部门动起来。
东深供水工程从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开工。
全线八十三公里，要建八座抽水泵站、六座拦河闸坝。东江水原本顺势往低处走，工程却要把它从海拔二米一级级抬到四十六米，再送向深圳水库方向。听起来像一句口号，落到工地上，就是开挖、浇筑、装机、架线。没有吊车的地方，人往肩上扛。广东解决不了的机电物资，全国调来补。水还没进香港，工地上的泥先粘满裤脚。
一九六五年二月，首期工程竣工。三月一日，东江水正式供港。香港人拧开水喉，有水流出来。这声音很轻，却把许多紧绷的日子松开了。洗衣盆能接水，学校能开水房，工厂机器继续转，医院不用天天盯着水钟。
那一步棋花了钱，费了物，也担了争议。
日子往后走，东江水一次次扩容，后来成了香港用水的大头。后来统计，累计供港水量超过三百亿立方米，许多家庭的一日三餐，都在这条水线上接续。
许多年后，人们未必记得一九六三年五月那张限水公告，也未必记得三千八百万元专款在当年有多压手。
厨房里水喉一开，清水落进锅里，街上的车声很快盖过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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